真所謂「十年河東、十年河西」。40年前稱為「電光科」的「放射線」醫療醫
生，曾被戲稱是一群在黑白片裡“黑白講”的醫生。而今，這介入性精密學科卻成
為救命的頂尖研究，蔡芳洋教授是台灣第一，學有專精、國際頂尖的放射線研究醫
學家。

建中畢業的蔡芳洋考入了電機學系，但是這個學系得不到當家祖父的支持—因為祖父從日本時代以來，經營著磚窯廠的生意，他深知台灣社會搞機械、做工程，非得打通路、來個官商交誼不可，這是祖父無法認同的一條路，他執意要蔡芳洋重考，並以醫學系為目標。由於父親早逝，凡事祖父當家作主，他說什麼，得聽什麼。因此第二年，蔡芳洋重考成為北醫第一屆的醫學生。
蔡芳洋教授憶及，當時北醫草創期，沒有教室、一片荒涼。他說︰「我到北醫註冊的時候，竟然找不到學校在哪裡，當時好驚訝，後來找到了學校，全部只有三間鐵皮屋。」「那時我的一個同學說，要不要再重考？可是我已經重考了，就只能接受。後來，那位同學重考進到台大去了。」蔡教授繼續說，「當時解剖課連個教室都沒有，就在田裡的 古厝來進行。」其實，自己曾為這樣的學習環境掙扎過，但是，沒有其他的選擇。
草創時期的北醫，軟硬體都不足，但還是有相當用心的老師，花了很多的時間在教導學生身上，像是病理課程的黃德修以及陳定堯老師，都是專任教師，當時這兩位師長對蔡芳洋的影響較深。
當北醫學生時期的蔡芳洋，跟很多人一樣，正處慘綠少年，血氣方剛，很多的想法和作法都是直接，認為不合理、不認同的就據理力爭。
在蔡芳洋教授的記憶裡，當時進北醫的學生，大多數家境都不錯，因此學校難以體恤清寒學生的這一面，況且自己的祖父、伯父相繼過世，生活頓時極為艱困，因此對於學校制度有些不認同。他說，猶記得當時的北醫，有一個不明文的規定︰教育部明明規定繳兩千多元的學費來註冊，可是學校卻要收四千多元，多出的部分名義上是樂捐。可是在我的立場，自己根本沒有錢，為什麼還要繳那麼多錢，為此跟學校提出了異議，還差一點被學校記過。
在那個專權的年代，學生為了這種事情來反抗學校確實大膽，由於跟註冊組長起衝突，他認為我竟敢頂撞師長、太不尊師重道，因而執意要記大過。年少輕狂的蔡芳洋想了想︰這還得了，實在是走投無路，於是直接找上校長徐千田教授，才了結這個記過事件。至今，徐千田故校長仍是一位讓蔡芳洋教授相當尊敬的長輩。
另外，在那個台灣初脫離日本殖民的年代，有些日本時代留下來的老師，擁有一些特別的習氣，像是上課的時候，右手寫著黑板，左手隨即擦掉，且要求大家去看他出的書，而書上寫得和課堂講得又不一樣，考試的時候，硬是當掉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學，這都是年少的蔡芳洋所不解，而這樣一個求學的過程，在蔡教授申請美國學校的時候，還是留下了不及格的紀錄，引起了審核人員的質疑。第一屆醫學系畢業的蔡芳洋教授，在他的畢業紀念冊上留下了「北醫誤我，我誤北醫」這樣的震撼字眼。一個混淆的年代，有些老師操著鄉音教學，對於十幾歲的小毛頭而言，還真像是「鴨子聽雷」，聽是聽了∼∼沒懂，現今回想起來，在奮鬥一輩子的蔡芳洋教授的回憶裡，還真是「人不輕狂枉少年」！

畢業服完一年兵役，剛開始蔡芳洋教授想當外科醫生，後來卻陰錯陽差，來到榮總放射科當醫生。當時的榮總，可說是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，除了擁有美方援助，儀器和設備屬全台頂尖，又，許多學有專精、自歐美歸國學人，替榮總挹注相當的人力資源，在此醫療環境，真是獲益良多。
1969年夏天，蔡芳洋醫師在榮總完成二年的放射部住院醫師訓練，並拿到費城Thomas Jefferson大學醫學中心的住院醫師推薦，飛到了美國繼續深造。初來乍到美國的日子真是辛苦。蔡教授說，當時美國人看我們東方人，有種族歧視題，更何況語言障礙、生活模式的不一樣，學習方式的不相同，當時又不能攜眷前往，記得他寫給太太的信中就說到︰要不是因為面子問題，可能兩個皮箱拎著，又逃回台灣。
蔡芳洋醫師來到美國，本以為之前在榮總服務期間，常跟白人神父講英文，來到美國應該夠用，當時哪裡知道︰並不是所有白人都是美國人。所以在台灣所學，對本土美國人來說都顯怪腔怪調，他們根本聽不懂，於是教學中心很快安排自己加強語言，很幸運的，受教於一個發音很標準的心理學老師，因此白天上班，晚上就接受正統的語文訓練。醫學中心系主任DR. Phil J. Hodes是美國當代三位神經放射線科研究者（Neuroradiologist）之一，蔡芳洋醫生跟隨他達4年之久，也從此確定了一生未曾停息或改變的腦神經放射線科專業之路。
1973年蔡教授經轉介到紐約州的Albany醫學中心任職，當時神經放射線的研究領域隨著世界第一部頭部掃描機（CT head scan）問世，已露曙光。自己有幸來到加拿大蒙特婁McGill大學神經外科研究院接受為期3個月的基礎學理、構造運用等實務操作訓練。
之後，實在難耐美國東北部酷寒，在一個機緣下再度舉遷L.A.，在南加大附屬醫院服務。期間，院方有鑑於腦疾病人遽增，在神經外科主任推薦下得有機會到法國巴黎學習氣球導入治療栓塞（Balloon Embolization）等技術，回到USC後並出版《Neuroradiology of Head Trauma》一書。

現代醫學技術進步之快，只要少進步點等同落伍，進步的不夠快，就要被淘汰。蔡芳洋教授擔憂著台灣醫界未來的國際競爭力……

採訪中場，蔡芳洋教授由心說出︰從助理教授、副教授到現在，如果沒有太太幫忙，可能沒有今天的自己。家中兒女的教育，自己沒時間參與，都是太太一手張羅。而，蔡夫人輕輕叫著蔡教授單名「芳」，說著︰人在國外，就是相依為命，人生地不熟，該做就是儘量做，每一家都有一個story。夫人憶起初到美國，別人花10分鐘做的事情，我們得花20分鐘，甚至更多。自己就是很安分、一步一步的走上來。而今，當我們明天比今天更好的時候，就樂觀的去感恩。
蔡教授說，從擔任UMKC系主任開始，改變一個人教學做研究的日子，挹注美國社會所重視的社交活動，許多合作關係就從聚會中建立。所以，從禮服打點、家庭互訪餐飲準備等等，常覺得困難重重。夫人從嫁給我不會煮飯，到今天成為社交場合的最佳女主角，她已經是個專家。家中一兒二女，在美國自由學風薰陶下，蔡夫人說︰還好子女沒有吸毒、沒變壞。小孩的自我意識很強，常常是父母說東，偏要往西，都歷經叛逆期。常常，我們看著小孩跌跌撞撞，因為心疼想要攙扶一把，都忘了小孩子在爬起來的過程中，就是他們的學習。如今，小孩都已成家立業，大兒子本來排斥學醫，卻因為上禮拜堂跟隨一個醫學生參訪醫院，改變了他的想法，現在也是個醫師。大女兒經過叛逆期而今為人母，逆轉投入社會公益活動，隨同基金會講述AIDS，到世界各地宣導有機栽培；小女兒修習藝術史，結婚後卻對烹飪感興趣，在朋友的餐廳裡工作。
蔡教授分享，以前賓州大學有個副教授，有一次到歐洲開會，回美後發現自己喜歡義大利菜，就找機會四處學習，這時身為外科醫師的他，工作正處巔峰，有一天卻跟系主任提出要到法國學習法國菜的想法，說自己想當個廚師。現在，他是費城最有名的法國餐館的主廚。另外，有一個朋友的兒子，是執業多年的律師，卻跟另外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醫生，每天開著卡車在紐約42街賣點心，還是限量發售，賣完為止。這就是美國社會。其實，我們不一定要求小孩當醫師，現今多樣的社會形態，很多華人的第二代都有自己想過的日子、不一樣的生活形態，我們也不斷地被孩子再教育，我們正視面對孩子到底想做什麼？一改以前在台灣，要求孩子做什麼。
蔡夫人說，現在兩老已經當祖父母，雖然每年與孫兒女們見面的機會不多，但是孫女兒來信索取阿公阿嬤家鄉的照片做簡報，邀請阿公阿嬤到校觀摩自己的尋根探索，這把蔡芳洋教授夫妻逗得相當快樂，相當享受多元文化的美國家庭。
「看孩子們一代一代傳承，我們也都再教育中。」蔡夫人如是說。「到美國40年，我想我們最大的財產就是看到全家福照片！」（文／王雅慧）